发在今天的南都上，写得很费力，因为余秋雨的事儿我从2002年左右就基本不关心了。据说余秋雨曾经跟人说过后悔接受了我的采访，我也基本上再未和他联 系。这次重新让写“二余”，重新查资料的工作就很耗神，年龄越大，越警惕所谓书生意气，所谓痛快淋漓，但是否因此也失去了判断的勇气？不自知。

图 / 赖少麒作

在2000年被余杰追问“为什么不忏悔”之前，尽管余秋雨时时被人指出文字的各种“硬伤”，但声名日隆的他无疑正处于人生的巅峰状态，“文化散文”风靡 华人世界，其价值被提到对汉语写作贡献的高度，参与凤凰卫视的《千禧之旅》则是另一个强有力的注解———他随着车队在世界各地驻足，通过电视信号抚今追 昔，纵横捭阖，阐发关于文明文化的思考，比任何一个同时代的文化人物都更像明星。而“二余”事件的爆发成为余秋雨公众形象的一个转折点，此后人们对他的评 价日趋复杂，他的面孔则变得晦暗不明。

人们钟爱偶像坠落的新闻，直到今天，很多人还是以娱乐心态看待余秋雨的尴尬，但“ 二余”之争之所以没有堕落成为像“艳照门”这样的娱乐事件，是因为余秋雨的“阿克琉斯之踵”注定不仅属于他自己———苏州大学教授王尧说，“关于余秋雨的 争论呈现的是当代知识分子认识历史的态度和当下的思想状况。”中国虽然已经告别“文革”多年，但对这段历史的人为回避，导致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依然被文革所 奴役。回到“二余”事件，困扰余秋雨的是显性的———他要证明自己历史清白，并非上海御用写作班子“石一歌”成员，更不是余杰所说的曾作为“上海‘文革’ 的一盏明灯”那样的“‘文革’余孽”，困扰余杰的则是隐性的———当他要求别人为“文革”往事忏悔的时候，他动用了诸多西方思想资源，但是他的语言和思维 方式，却呈现出某些大字报令人熟悉的特征。

余杰最早希望借余秋雨个案来“透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缺席与独立意识的 沦丧，并寻找出一条精神重生之路”，但如沙上之塔，宏大命题不能为粗糙的历史考证所支撑。余秋雨是否应该忏悔？他人有无让别人忏悔的权力？种种问题集中于 余秋雨的“文革”历史真相。此后媒体的调查，也被迫俯身向下，变成事实层面的探寻。

事件的核心是余秋雨是否“石一歌”成 员的问题：余秋雨在2000年第一次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说：“把‘石一歌’说成是我，搞错了”，他语焉不详的态度很快遭到孙光萱、胡锡涛等“当年同 事”的指证，事情从此在双方的指认和反驳中推进。2004年7月22日《南方周末》发表的《余秋雨有话说》中，余秋雨再次说到这一经历，说得相对明确得多 ———“石一歌”是一个教材编写组的笔名，这个教材编写组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具体指示成立的，为刚刚复课的工农兵学员编教材。“这个教材组存在六年，我第 一年就离开了。”谈到“文革”，余秋雨更喜欢用大量的篇幅谈他当时“家破人亡”的遭遇。他认为“文革”中的自己是“胆怯的，无奈的，高尚谈不上。挨饿，也 没有和他们斗争。坏事肯定不做”。

一周后的7月29日，《南方周末》发表记者张英撰写的《余秋雨片 断：1963-1980》，采访了诸多当年见证者，使余秋雨“‘文革’污点”的厘清工作有了令人信服的一个“终结篇”。在这篇文章里，人们看到余秋雨在“ 石一歌”和后来的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有限，其“文革”历史问题既不像余杰所说的“‘文革’余孽”一样严重，当然，也不像余秋雨自己剖白的那么纯洁。

但余秋雨历史问题的争论并没有完全就此停歇，2006年6月28日，人民网发表过一篇文章“回到历史事实来看‘余秋雨事件’”，文章披露，余秋雨曾向中 共中央办公厅、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问题，“引起了相关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。一场兵分几路、历时一年的真正调查终于开始了。”对于焦点的“石 一歌”问题，文章称，余秋雨“只参加过‘石一歌’小组的前身‘复旦大学、上海师大复课教材编写组’，这个教材编写组是周恩来总理直接指示成立的，不存在任 何政治问题；石一歌小组在上海巨鹿路正式落户并定名后，余秋雨完全没有参加”。奇怪的是，这篇对余秋雨历史问题有“盖棺论定”色彩的文章的来源交待非常不 清楚，并没有注明到底是哪些“相关政府部门”进行了调查，调查结论又是由哪一级组织出具的。而余秋雨自己甚至也没有把这篇看起来极有说服力的文章放到他的 个人网站“秋雨在线”中，因此文章并没有被广泛流传。

与以往一个人的历史问题要靠“组织”给出结论不同，主体上的余秋雨 事件是媒体自发接力完成的对一个公众人物的历史问题调查，调查的节奏、方向和深度、广度都是由媒体控制。媒体如何把握调查的边界，防止滥用权力，避免构成 对个人的媒体审判，都是对媒体专业化程度的一种考验。

当事情已经过去8年的时候，我愿意提出一个从未被讨论过的问题：“ 准确的事实”和“历史的真实”是否能对应？从“二余”事件一开始，媒体探寻的焦点是余秋雨在某一时期“历史污点”的有无，而余秋雨叙述的“文革”历史是在 一个更大时间跨度里的行为“主轴”和他的“文革”体验，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历史。余杰认为余秋雨是“典型的‘记忆选择’与‘记忆改写’”，但应该如 何理解余秋雨所诉说的真实？余秋雨的悲惨家庭遭遇尽管只是整个民族的“文革”悲情之一种，但是否就丝毫不值得同情？这是值得思考的。当然，无论如何，“二 余”之争还是让人们重新认识了这位曾经的文化偶像，余秋雨即使最终证明在“文革”中没有大问题，却因为“对于历史事实从不谦虚”的高傲和不坦荡失去了他本 可拥有的精神高度。

这场讨论也让人们看到个人记忆、社会记忆的脆弱性，我们对于发生不久的事情已经辨认不清———作为 2000年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余秋雨并与魏明伦一起撮合“二余”会面的记者，在为写这篇文章而查阅整理当年资料时，发现当事人回忆当年的文字有些已经不 符事实。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体验和利益有意无意地裁量历史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实并以之为惟一的真实。八年前的事情便可以模糊，30年前的事情难以查证便 更容易被理解。“二余”事件也提示了保存和整理“文革”记忆的迫切性，否则无数人的惨痛代价就白白付出了。而一个民族的集体失忆症只会证明黑格尔所说：人类从来没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！

争鸣时间：二○○○年一月

主要参与人：余秋雨、余杰、古远清、肖夏林、孙光萱等

交锋点：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对待“文革”？

RSS 2.0 订阅本文。 回复已经关闭, 您可以 返回您之前浏览的页。或者返回非行记首页